中国人的两种矛盾性格：残忍而懦弱，狡猾而愚蠢

中国人身上有两组充满矛盾的品性。不了解它们，就不了解中国人。

第一组，极其残忍而又极其懦弱。 这两点不可分割：分开来看，你抓不住他们；合起来看，才是其本质。

第二组，极其狡猾而又极其愚蠢。 同样，必须合起来看，才能看懂他们。

按常理，残忍的人应当强悍，懦弱的人应当温和；狡猾的人应当聪明，愚蠢的人应当单纯。可是在这里，狼的牙齿长在羊的嘴里，狐狸的心眼装在蠢人的脑袋中。

这两组看似互相冲突的性格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和现实中，却总能同时存在。它们是如何形成的？又为什么能如此自然地结合在一起？

一、极其残忍与极其懦弱

（一）论残忍，可以名列世界前茅

说到残忍，世人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中东恐怖分子。屠杀、虐待、恐怖袭击，他们确实展现了令人震惊的人性之恶。

很少有人意识到，在远东的这片土地上，残忍有着同样漫长、甚至更为精致的传统。易子而食、析骸以爨的记载史不绝书；凌迟之刑可以割到三千余刀，行刑者以刀法精湛自矜，围观者以人山人海为乐。

历史太远，不妨只看近事。举三个案例。

其一，费县新婚夫妇被害案。 2013年5月14日夜，山东临沂费县一处村庄，四名外地男子事先踩点，盯上了一户刚办完喜事的人家。他们闯入宅中，抢劫、轮奸、施虐，最终杀害了这对年轻夫妻，并将遗体藏匿于山洞。动机不过是钱财与一时之欲，手段却极尽凌辱。

其二，“鲁荣渔2682”号惨案。 2010年底，一艘山东渔船载着33名船员远赴东南太平洋捕捞鱿鱼。航行数月后，因工资纠纷与积怨，船上秩序崩溃。2011年夏，船员结成派系，相互猎杀：有人被砍死，有人被推入大海，有人被逼跳海。最终靠岸时，只剩11人。法院认定，16人遭杀害，6人失踪。一艘船，在没有外部权力管控的几十天里，迅速退化成一座原始丛林。

其三，朱昱“食人”事件。 1999至2000年间，一位毕业于中央美院附中的“行为艺术家”，拍摄了一组烹煮、食用婴儿尸体的照片，并在展览中公开展示。据其自述，死婴来自医学院。无论他想表达什么，这种行为之恶劣，人类史上都罕有其匹。因为它既非出于饥饿，也非出于仇恨，纯粹是为了表演。

三件事，贯穿着同一种特质：残忍的无因性。宗教极端分子的残忍，无论多么荒谬，背后总有一个他自以为神圣的理由，他甚至愿意为此赔上性命。而在这片土地上，许多残忍并不需要理由，或者只需要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：一点钱，一口气，一次消遣。
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传统的权力文化中，残忍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谴责，反而被赋予了正当性。酷刑、株连、灭族、凌迟，这些制度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。残忍不只是个别罪犯的行为，更是群体性惩罚和统治的手段。一个人的罪，可以牵连九族；一个人的身体，可以成为震慑万民的教具。

然而矛盾随即出现：与这种残酷传统同时存在的，是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性格——懦弱与顺从。

（二）论懦弱，同样举世罕见

中国人的残忍，为什么不像恐怖分子那样臭名昭著？一是因为他们没有恐怖分子那种勇气；二是在日常生活里，他们更多表现出来的，是懦弱与顺从。

面对比自己弱小的人，可以凶狠异常；面对掌握权力的人，却往往毕恭毕敬。对邻居、同事、陌生人，可以斤斤计较，甚至睚眦必报；面对明显不合理的命令，却逆来顺受，不敢有半句异议。

几千年来，皇权始终是中国政治秩序的核心。臣民被反复教导如何服从君主，子女被教导如何服从父母，下级被要求服从上级。忠君、孝亲、尊长、守分，构成了一套等级森严的伦理秩序。

于是，一个人可以对上级极尽谄媚，对下属极尽苛刻；在强者面前唯唯诺诺，在弱者面前耀武扬威。于是，一种性格组合形成了：既有绵羊的顺从，又有猛兽的残忍。

鲁迅把中国历史概括为两种时代的循环：“一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；二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。”

“宁为太平犬，莫作乱离人。”——这句流传极广的俗语，道尽了一种生存哲学：只要能活着，做犬也无妨。

所以，与那些愿意为信仰赴死的狂热者相比，这里的人缺的恰恰是另一样东西：勇气与献身精神。他们在强者面前是羊——顺从、沉默、忍耐，被剪毛时不叫，被宰杀时也不叫。

（三）同一棵树上的两种果子

残忍与懦弱，看似水火不容，实则是同一棵树上结出的两种果子。

在一个只认权力、不认规则的结构中，人与人之间只剩下两种关系：服从，或者吞噬。面对比自己强的，跪下；面对比自己弱的，踩上去。一个人在衙门里挨了板子，回家便打老婆；老婆挨了打，转身便打孩子。愤怒不敢向上，于是一层层向下倾泻，最后落在最无力反抗的人身上。

“鲁荣渔2682”号正是这一逻辑最纯粹的实验场。头顶上那只管控的手一旦暂时消失，人们并没有坐下来商量规则、订立契约，而是立刻拉帮结派、互相屠戮。因为他们从未学过如何与平等的人相处，只学过如何服从上面、如何压制下面。

权力在时，人人是羊；权力一撤，人人是狼。羊的性格与狼的残酷，在这里熔铸为一体。

二、极其狡猾与极其愚蠢

在很大程度上，甚至完全可以说，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狡猾的民族，无出其右。这里的中华民族，主要指汉族，也包括那些融入汉族或趋同于汉族的其他民族。

这种狡猾有着悠久的传统，集中体现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一门极为重要的学问上——阴谋诡计。

（一）狡猾：一门发达了两千年的学问

如果要评选哪一种学问在这片土地上最为发达，答案恐怕不是哲学，不是科学，而是中国人的权谋。

《三十六计》被奉为智慧宝典，《三国演义》中的阴谋诡计被一代代人津津乐道，“厚黑学”在书店里长盛不衰。法家则把这门学问推上了制度化的巅峰：韩非讲“法、术、势”，教君主如何驾驭群臣、提防身边每一个人；《商君书》说得更直白——“民弱国强，国强民弱。故有道之国，务在弱民。”

这片土地上最聪明的头脑，几乎全部用在了一件事上：人如何管人，人如何算计人。

于是在“管人”一事上，古人确实发展出了世所罕见的精密技术。商鞅“令民为什伍，而相牧司连坐”，告发邻居者与斩敌首级同赏，不告发者腰斩；秦汉以降，“编户齐民”把每一个人钉在户籍之上，生老病死、迁徙婚嫁，皆在官府掌握之中；明代百姓离乡百里须持“路引”，无引者以奸民论处；清代保甲十户一牌、十牌一甲，层层互保，户户互察。

每一个人都被编号、被登记、被网格化地看管起来，插翅难飞。不得不承认，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——至于它的发明者和继承者如何看待被管的人，那是另一个问题。

这种狡猾，也沉淀为日常生活中的人际本能。直到今天，许多人走出国门，仍然把坦诚视为天真，把守信视为迂腐。“外国人太单纯了，太幼稚了”——这是一句在海外华人中流传极广的感慨，语气里带着一丝优越，也带着一丝嘲笑。

这句话本身就是一面镜子。只有自己惯于算计、也深知同类惯于算计的人，才会在面对一个不设防的人时，本能地生出轻蔑。在他们的词典里，诚实的意思是“好骗”，坦荡的意思是“傻”。

（二）愚蠢：小聪明的大代价

矛盾再一次出现：与这种极致的狡猾相伴随的，不是聪明，而是深刻的愚蠢。

狡猾与智慧是两回事。狡猾是在既定的游戏里赢过别人；智慧是看清这个游戏本身是否值得玩。

狡猾者每一步都算得很精，但算的永远是眼前一寸的得失。他赢了邻居，却和邻居一起输给了整个结构。人人都在算计，于是人人都被算计；人人都想占便宜，于是整个社会成了一个巨大的陷阱，每个人既是猎人，也是猎物。

更深的愚蠢在于：代价一再兑现，人们却一再重复。王朝在权谋中兴起，在权谋中腐烂，在权谋中覆灭；下一个王朝接过同一套权谋，重演同一出戏。两千年乐此不疲，并且始终为之沾沾自喜，奉为“祖宗的智慧”。

网络上，常有中国网民宣称：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。说者理直气壮，听者频频点头。他们如此自信，很大一个原因，是祖宗留下了三十六计；他们也惯于用三十六计去理解整个世界的运行逻辑。他们对自己的愚蠢毫不自知，而这种不自知，恰恰来自他们的自信。

两个愚蠢的人，哪一个更愚蠢？更自信的那一个。

苏格拉底说，他唯一知道的，就是自己一无所知。自以为最聪明，恰恰是愚蠢最确凿的证据。

这种愚蠢，至少有两个典型的表现。

第一，人口最多，而对人类知识的贡献极不相称。

这片土地长期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，但在塑造现代世界的那些根本性知识——数学的公理体系、物理学的基本定律、现代医学、现代法学与政治哲学——之中，几乎找不到它的贡献。即便是被反复颂扬的“四大发明”，也只停留在经验和工艺的层面：会造火药，却没有化学；会用磁针，却没有电磁学。有技术，而无科学；知其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。

这就是“李约瑟之问”的真正答案：并非这里的人先天智力不足，而是两千年来，最好的智力都投入了人与人的斗争、人对人的争宠，而不是人与真理的对话。一个民族如果只关心“如何赢过别人”“如何统治别人”，就永远不会去问“世界究竟如何运行”。缺乏对客观规律的敬畏，缺乏逻辑与求真的精神，再多的人口，也只是更多的棋子。

第二，能够接受最荒唐的统治，并为之喝彩。

我不妨做两个思想实验。谁想成为不世之才、流芳百世，可以借鉴。

假如有人颁布一项规定：全国每个小区的居民，每次出门都要由保安扇一百个耳光。荒唐吗？当然荒唐。行得通吗？绝对行得通。

凡事不要急于下结论。在这里，推行这项规定的办法至少有一百种，而且远不止强制与威吓。具体办法我就不细说了，免得侵权或者有人按图索骥，也免得惹出争议。总之，办法无穷无尽。

再假如有人颁布一项命令：所有男子年满三十五岁，一律接受阉割。荒唐吗？当然荒唐。行得通吗？放心，绝对行得通。不但行得通，而且会运行得非常平稳；不但平稳，而且非常热闹，处处是赞叹之声。渐渐地，还会形成一整套产业、一整套考核、一整套话语、一整套认知体系；而不愿接受的人，乃至稍有微词的人，则会被视为异类，遭到众人的压制与批判。

这只是思想实验吗？请看历史。

1645年，清廷颁布剃发令：“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。”起初江南士民以死相抗，嘉定、江阴血流成河。可是不到两百年，那根辫子就成了“祖宗之制”；到了辛亥年间，官府要剪辫，反倒有人痛哭流涕，如丧考妣；张勋的军队直到民国仍拖着辫子，以示忠贞。

缠足之俗延续近千年。施加这项酷刑的往往不是官府，而是母亲——亲手为女儿裹脚，以小为美，以大为耻。

明代皇帝当廷杖责大臣，有人被活活打死。可是挨过廷杖的官员，竟以此为荣，博得“直声”，甚至有人故意激怒皇帝，以求一杖成名。被打者以挨打为荣耀——这正是“出门扇一百个耳光”的历史原型。

至于阉割，更不必假设：明代主动自宫以求入宫者络绎不绝，以至朝廷不得不屡下禁令。

这样的统治方式，在大多数文明中都难以推行——它们会激起反抗，会被视为对人的根本侮辱。而在这里，它们不仅推行成功，而且赢得了被统治者的拥护与赞美。每一个人都在其中受到伤害，却普遍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胜利感。

从外面看，这是一目了然的荒唐；从里面看，这是理所当然的秩序。这正是愚蠢的最高形态：把愚蠢当成了聪明。

没有结局的结局

残忍而懦弱，狡猾而愚蠢——这两组矛盾，最终指向同一个根源：这片土地上，从来没有一样高于权力的东西。真理不高于权力，正义不高于权力，规则不高于权力，道德不高于权力，就连人的性命，也不高于权力。

在这片没有敬畏的土地上，人与人之间只剩下两种关系：服从与吞噬，算计与被算计。勇气没有来源，于是人变得懦弱；良知没有约束，于是人变得残忍；真理没有位置，于是聪明只能堕落为狡猾，而狡猾最终通向愚蠢。

羊群里长出了狼的牙齿，狐狸的洞穴里住着最蠢的猎物。